[摘要]幾百年過去了，我們都會死去,，偉大的小說依然存在,，成為后人的驕傲，在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中,，偉大小說永遠比面包更有價值,。我們已經等了250年，但愿,，不用再等250年,。
電視劇《紅樓夢》劇照
在中國歷史上,，從沒有一本小說能像《紅樓夢》這樣讓人高山仰止。
250年間,，續(xù)書百余種,，仿書亦數(shù)十種，如文康《兒女英雄傳》,、林語堂《金華煙云》,、張愛玲《紅樓夢魘》、張恨水《金粉世家》,、朝鮮南永魯《玉樓夢》等,，而巴金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、茅盾《子夜》等,，亦從中“吸收營養(yǎng)”,。
然而，不論仿造還是原創(chuàng),，竟再沒有人能超越原著,，在一本偉大小說背后，孕育它的寫作傳統(tǒng)從此式微,，令人無限唏噓,。
《紅樓夢》的誕生帶有偶然性
1、時代造就了《紅樓夢》
即使在清代,，《紅樓夢》亦屬“現(xiàn)象級”作品,。
首先，作者非常熟悉城市生活,，可清代城市化率只有7%,。其次，作者有扎實的文化功底，而清代紳士群體總數(shù)不超過300萬,，不足總人口的1%,。第三，出身官宦之家,，而清代到道光時文官總數(shù)只有11316人,，相當于總人口的3.4萬分之一。
在如此小眾的群體中,，曹雪芹還有兩個得天獨厚的優(yōu)勢：一方面,，他身邊聚集了一批有鑒賞力、喜愛小說的文人,，比如敦敏,、敦誠兄弟，是皇親國戚,，曾供養(yǎng)過曹,，這些人是《紅樓夢》最早的讀者，提出了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,；另一方面,，他少年時生活優(yōu)裕，眼界頗寬,，且形成了不屑為稻糧謀的性格，能專心于創(chuàng)作,。
曹雪芹生逢“康乾盛世”,，當時中國已進入前現(xiàn)代社會，諸多現(xiàn)代性因素再度萌芽,，對人們觀念造成巨大沖擊,，這既撼動了傳統(tǒng)秩序，又帶來了種種新的可能,，然而,，傳統(tǒng)枷鎖猶在，在“盛世”的麒麟皮下,，變革找不到合法性資源,。
人心思變，卻不能言變,，這為小說家提供了上位的空間,。
2、孕育《紅樓夢》的經濟土壤
曹雪芹的幸運在于,，他恰好生活在一個“夾縫時代”,，既看到了盛世，也看到了衰敗，這是他之前和他之后作家所不具備的資源,。由于種種原因,，“康乾之治”并未將中國帶入現(xiàn)代社會，反而出現(xiàn)逆轉,，走向長期停滯和倒退,。
其實，唐宋之世商品經濟已現(xiàn)活力,，但缺乏貴金屬資源,，市場一開放，貨幣即不足,，導致“錢輕物重”,，王朝不得不強化對流通渠道的管控，重農抑商,。宋代時開始發(fā)行紙幣,，本是很好的解決之道，南宋時還引入準備金制度,，操作手法接近現(xiàn)代央行,。
但，宋代皇權獨大的格局雖有松動,，卻沒有革命性改變,。傳統(tǒng)官僚系統(tǒng)無法約束皇室用濫發(fā)紙幣來攫取民間財富，特別是南宋軍事壓力大,，一旦缺餉,，只能增發(fā)紙幣，使其信用一落千丈,。
在傳統(tǒng)政治的框架中,，貨幣不足成為死結。而明清時期,，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,，加上大量流入中國的日本白銀，困擾數(shù)百年的“錢輕物重”的局面被意外地突破了,，所以明清時中國開始出現(xiàn)全國市場,，各地商幫崛起，商品經濟空前繁榮,。
然而,，康乾雖是盛世頂點，卻也是走向衰敗的拐點：主幣仰仗海外的畸形經濟模式此時出現(xiàn)很大問題,，特別是持續(xù)通脹和周期性經濟波動,，給王朝穩(wěn)定帶來威脅,。乾隆晚年曾多次擔憂國家一旦沒有明君，將很可能被顛覆,，所以從中晚期開始,，控制越來越嚴，社會漸漸失去活力,，以后嘉慶,、道光等一味因循守舊，令龔自珍抱怨“朝無才相,、巷無才偷,、澤無才盜”。
在清代,，與曹雪芹同時期的作家也許是最后一批可能寫出巨著的人,，但由于《紅樓夢》被禁，加上曹雪芹身世潦倒,，使他很難成為榜樣,。
3、清代文學家集體誤讀《紅樓夢》
清代文學家多潛心于詩詞,，希望比肩唐宋詩人,，千古流芳，這與他們生活環(huán)境息息相關,。
清代大部分時期文教重心在鄉(xiāng)村,，讀書人進城后要受種種約束，而在農村,，他們收入穩(wěn)定,，且受尊重，是連接政府與當?shù)氐臉蛄?，即使是高級官員，退休后也會選擇回鄉(xiāng),。傳統(tǒng)鄉(xiāng)村缺乏公共交流場域,，更追捧詩歌這樣高度概括的藝術形式，而小說則被視為消遣,，不入主流,。《紅樓夢》最初受追捧,，與其中詩詞創(chuàng)作水平極高不無關系,。
清代作家閱讀《紅樓夢》，更關注它與政治的關系,、主題如何,、書中美女的心性如何,，總之，從小說角度來研究它的人不多,，雖然也有點評,，但止于對文辭、寫法的解讀,，缺乏深入分析,。
所以清代小說家在模仿《紅樓夢》時非常機械，只看到書中有多位美女,、四大家族,、填詞寫詩等，就以為找到了讀家秘笈,。該架構不斷被復制,，后來林語堂的《京華煙云》公開將這些“長處”抄襲走，該書1975年還曾被諾獎提名,。
然而,，大家始終沒弄懂曹雪芹為什么要寫大觀園、金陵十二釵等,，結果只留下一堆拙劣的贗品,。
走不通的東西方藝術“嫁接”
1、士大夫文化生態(tài)被摧毀
1905年9月2日,，清廷頒布詔令：“自丙年科為始,，所有鄉(xiāng)、會試一律停止,。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,。”由此宣告科舉制在中國的終結,。其實此前數(shù)年,，鄉(xiāng)村知識精英便已大量流失。
清末外交一塌糊涂,，屢戰(zhàn)屢敗割地賠款,，朝廷負擔不了的賠款只能分派給各省，而各省亦分派給各縣,。在傳統(tǒng)政治框架中,，各地“局面”由鄉(xiāng)紳主持，他們靠個人威信說服鄉(xiāng)民納稅,，承擔國家義務,，而政府也鼓勵鄉(xiāng)紳介入管理，在一些重要問題上,，鄉(xiāng)紳會代表地方百姓抵抗官家的不合理要求,。
然而,，沉重的賠款壓力讓鄉(xiāng)紳遭遇道德破產，且官員常常繞過他們,，直接找地方“能人”來斂稅,，鄉(xiāng)紳們昔日的地位漸漸被豪強、劣紳替代,。加之清朝開放內地后,，形成許多現(xiàn)代城市，生活遠比農村方便,，且為文化人提供了工作機會,，故清末大部分鄉(xiāng)紳搬到城鎮(zhèn)中居住，很少再介入地方事務,。
于是,，傳統(tǒng)鄉(xiāng)紳開始向現(xiàn)代知識分子轉型，這個轉型,，帶來了異常深遠的影響,。最起碼一點：《紅樓夢》中所反映的那種生活方式從此一去不返，今天的讀書人已很難與小說中人物的情感形成共鳴,。
2,、莫名其妙的“營養(yǎng)”
清末民初是《紅樓夢》傳播的高潮期，其影響力漸次突破傳統(tǒng)士大夫的小圈子,，向普通市民階層蔓延,。越來越多的作家認識到，《紅樓夢》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,，應從中吸取“營養(yǎng)”,，可“營養(yǎng)”究竟是什么，眾說紛紜,。
比較主流的看法是,，《紅樓夢》是“民族的”，只要把西方小說技術“嫁接”過來,，就會寫出佳作,。
這里顯然忽略了幾個前提：
首先，什么是“民族性”,？一本小說受歡迎，就表示它具有“民族性”了嗎,？這個“民族性”是一直都有,，還是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？如果一本外國小說被中國讀者廣泛認可,，那么它也因此具有了中國的“民族性”,？如果一本中國小說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,，難道說它就喪失了“民族性”？
其次,，東西方小說能否“嫁接”在一起,？“嫁接”本是從農業(yè)技術中借用來的比喻性說法，在小說領域中能否成立,？東西方小說有不同的傳統(tǒng),，而彼此不能“嫁接”的地方可能恰好是雙方的精華所在，這該怎么辦呢,？
然而,，當時大多數(shù)人并不這樣看問題，他們急于整合,，急于建立一個統(tǒng)一的,、整體的解釋框架，以撫平他們內在的緊張：傳統(tǒng)消逝了,，心理失去了安全感,，所以急需拼湊出一個能承載價值的根據(jù)地。
但遺憾的是,，這種拼湊最終往往以失敗告終,。
3、與進化論唱了反調
為什么那么多優(yōu)秀的思想者,、作家會集體走上失敗的道路,？
問題的關鍵也許在于他們違背了進化的規(guī)律，根據(jù)達爾文的進化論,，發(fā)展總是建立在物種分化的基礎上,，而非整合的前提上。從商業(yè)中也能看出類似的規(guī)律,，越是集大成的成果,，市場越失敗，比如互聯(lián)網(wǎng)鋼琴等,，而越是分化的成果,，市場越成功——從PC到筆記本，再到iPad,；從門戶網(wǎng)站到個人博客,，再到微博……是分化推動了進步。
雖然達爾文反對貿然將進化論引入到社會領域中,，但從進化論的本質看,，它是分化論，而不是整合論,。
換言之,，《紅樓夢》與西方小說無須整合,，反而是《紅樓夢》本身需要分化，作家們持其一端發(fā)揮到極致,，方為正確的進路,。
遺憾的是，在過去的百年中我們卻走上了相反的路,，而回頭再看《紅樓夢》時,，我們突然發(fā)現(xiàn)：它已經成了“熟悉的陌生人”，我們已不太明白它是怎么寫作出來的,，書中的情緒,、感受等與現(xiàn)代人有著太大的差距。這意味著,，我們基本喪失了分化它的能力,。
4、“民國腔”有點裝
《紅樓夢》與西方小說在很多方面難以“嫁接”,，畢竟它寫于前現(xiàn)代社會,，作者無法預言現(xiàn)代社會面臨的種種困境，寶黛努力爭取的,，恰恰是當下人們要逃避的,，而寶黛努力掙脫的，恰恰是當下人們夢寐以求的,。
曹雪芹不可能預知單向度社會對人的異化,，不可能明白生存意義的危機，更不會認同荒誕與虛無,，然而,，這些煩惱卻與現(xiàn)代人生活更貼近，人們迫切希望文學給出解答,，對此,，《紅樓夢》卻無能為力。
將東西方敘事傳統(tǒng)硬性貼合起來,，其結果只能是自我消失,。畢竟西方社會更早遭遇現(xiàn)代性問題，作家們也更早給出回應,，因此步步領先,，自然而然成了法則與尺度，而用它來丈量東方文學,，就會形成東方文學封閉,、保守、落后的錯誤印象。最終,，除了留下“民族性”來補臺，其內核基本被拋棄,。
沒有核心,，只能強調形式，民國小說家從《紅樓夢》中挖掘出的最大遺產是語言,，表面看,，“民國腔”很優(yōu)雅，可信息量偏低,，常常是沒有內容,，只有陳述，甚至給人以裝腔作勢之感,，漂亮地哀嘆兩聲命運無常,，不需在思想上、認識上有任何新的突破,，就成了所謂的大師,。大師遍地，可大師級的創(chuàng)作卻寥寥無幾,。
文學：西風徹底壓倒東風
1,、文革扼殺現(xiàn)代文學的生長苗頭
新中國成立后，雖然《紅樓夢》在政治上被認可,，但在文學上卻被閹割,。由于它被認為是一本政治小說，是揭露封建社會黑暗面的,，因此它在藝術上成了不可復制的標本,。任何模仿創(chuàng)作都會被看成是影射當下，是反動行徑,。
應該說,，確實有一本小說具有與《紅樓夢》比肩的潛質，那就是《正紅旗下》,，它的架構,、敘事方式等都來自西方文學，是用西方小說技巧來講中國故事,，從目前留下的篇章看,，它確實驚世駭俗，超越于時代,，可遺憾的是,，剛剛開了個頭，“文革”便開始了，老舍投太平湖自盡,。
老舍之所以具備了這樣的實力,，源于他對西方文學的深入了解，此外舊學功底深厚,，他一生顛沛流離,，有異常豐富的人生經驗，而他在寫作上又特別努力,，在同時代嚴肅作家中創(chuàng)作量最豐,。
小說藝術需要天才，此外是生活對天才的耕耘,，歷經百年苦難,，幾代中國人的劇痛匯入了老舍的胸臆，遺憾的是,，他被時代所吞沒,。
2、“新時期文學”虎頭蛇尾
上世紀80年代,，中國小說重回輝煌,，涌現(xiàn)出莫言、殘雪等優(yōu)秀作家,，他們是“新時期文學”的突出代表,。
“新時期文學”并非本土敘事傳統(tǒng)的自然延伸，而是俄式文學與西方現(xiàn)代文學的結合,，它的優(yōu)點是寫作技術先進,，與世界接軌，作家寫出來的東西能被世界看懂,，但缺點是本土讀者反而看不懂,。
嚴肅小說家被封閉在一個小圈子中，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與秩序,，有自己的標準,，與社會聯(lián)系甚少，而保證這一切的,，還是權力,。所以當代嚴肅作家與權力不得不保持著微妙的關系：他們批評權力，同時又依賴它,，他們有自己的底線,，但又會以“建設性”為借口不斷將其突破。
只能在被認可的范圍內憤怒,，這很容易讓寫作失去真誠,，小說家們不得不在按摩師,、安慰者和娛樂人物中去尋找自己的定位，結果往往是一鳴驚人之后,，寫作一路滑坡,，靠知名度勉強維持，到了厚積薄發(fā)的年齡,，創(chuàng)作質量反而遠不如當初,。
“新時期文學”曾給讀者帶來無限希望，雖然出現(xiàn)了一批佳作,，但很難說達到《紅樓夢》的高度，而這個“舶來的傳統(tǒng)”在本土至今扎根不深,，除少數(shù) “純文學”愛好者外,，大眾基本不關注。
3,、該怎樣比肩《紅樓夢》
要想寫出與《紅樓夢》同樣偉大的創(chuàng)作,，就要反思曹雪芹的成功之路。
曹氏生卒年爭議頗多,，至今未取得共識,，一般認為他生于1715年，卒于1763年,， 38歲前都在積累,，而《紅樓夢》修改了10年，到48歲曹去世時只完成了三分之二,，這樣算來,，他應該到53歲時才能真正寫完。
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說：“客觀之詩人,，不可不多閱世,。閱世愈深，則材料愈豐富,，愈變化,，《水滸》、《紅樓夢》之作者是也,?！?/span>
一部長篇包含著一個作者全方位的思考，不論是哲學見解,，還是美學精神,，乃至文字實踐，甚至是細節(jié)的詩歌創(chuàng)作,，都需要在時間的磨洗下不斷精致,，對創(chuàng)作者而言，這是個漫長的折磨，只有擁有最強大的內心和絕不茍且的精神,，才能通過這個考驗,。
此外，偉大作品往往與繁榮的時代緊密相連,，好時代能形成人才梯隊,，有充足的游資來支持創(chuàng)作，此外,，統(tǒng)治者會更自信,，愿意寬松地對待創(chuàng)作，加之讀者的品位更加挑剔……但,，即使這一切條件都具備了,，沒有天才，也還是不行,。而真的有了天才,，也許條件不那么齊備，也會結果不同,。
結論
一本偉大的小說有什么用處呢,？它不能代替溫飽，也無法靠它收回釣魚島,，但幾百年過去了,，我們都會死去，偉大的小說依然存在,，成為后人的驕傲,，在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中，偉大小說永遠比面包更有價值,。我們已經等了250年,，但愿，不用再等250年,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