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錢人的花錢行善,，乃是個學習及發(fā)展的過程,。
古代社會，國家的治理功能并不完全,，有錢人的財富多半是不動產(chǎn)的土地莊園,，現(xiàn)金不多，而且古代的寺廟教會乃是唯一的慈善機構(gòu),，人們相信捐錢給寺廟教會行善,，就是神和上帝看得到的好事，好心會有神的好報,。捐錢行善符合了宗教的許愿報應功能,。因此古代社會的捐錢行善，主要都是透過宗教組織而為,，寺廟教會也多半扮演著施粥施衣的社會救濟角色,。
而到了現(xiàn)代，國家的救災濟貧功能逐漸正常化,，已犯不著由人們捐錢來辦,，而且現(xiàn)代工商業(yè)發(fā)達，富人已擁有大量可流動的財富,，于是富人的捐錢行善,，就成了獨立于寺廟教會的單獨角色。國家發(fā)生重大的天災,，政府應該動用資源來救助，社會有什么不幸,，政府應該循它的救濟體系來做社會救濟,。這些工作都不必有錢人來介入。那么,，有錢的富人,，他們?nèi)绻泻眯模@種好心應如何發(fā)揮,？
于是我們就應注意到19世紀產(chǎn)生了一種新的“博愛人道主義”（philanthrorism）開始崛起,。博愛人道主義乃是為富人行善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說法。
世界第一個博愛人道主義的大富翁,，乃是19世紀的皮波底(George Peabody),，他是美國麻省丹佛市人。他出身貧寒,，做過農(nóng)夫及皮革工人,，但他聰明能干，后來靠股票而成了百萬富豪,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億萬富豪,。他致富后，慈善的手筆非常土豪,，經(jīng)常帶著一大堆現(xiàn)金,，到鄉(xiāng)下旅行，看到窮苦地區(qū)就拼命撒錢濟貧,。后來他可能聽了別人建議,，遂開始捐錢辦學。耶魯大學的自然史博物館即他捐建,，美國第一所巴的摩爾音樂學院也是他捐建,。大富翁捐錢辦學，從他開始,！
1936年,，美國前代學者杜德曼(Eduard C.Lindeman)出版了一本專門著作《財富與文化》，那是研究博愛人道主義的經(jīng)典著作,，后來該書于1988年重印,。我花了一點心思,，買到了它的重印本。那本著作里,，對20世紀初期美國大富人相繼成立各種基金會作了相當實證的研究,。書中指出，當時的富人,，對富人行善有很深的自覺,，富人認為他們不應去和政府競爭，政府應做的事,，就讓政府去做,。一般人零碎捐錢，教會去做的救助型慈善,，他們也不應搶著去做,。富翁應該做的，乃是政府與教會沒有去做的工作,，因此富人的博愛人道,，遂集中在政府和教會沒有做的工作，那就是超國家的長遠工作,，例如科學研究,，醫(yī)學的研究，先驅(qū)性的教育,，以及文化的普及等方面,。于是遂形成了舉世最獨特的富人扮演著領導未來的先驅(qū)先行角色的模式：
（一）富人成立基金會，基金會的董事,，主要都是找各行各業(yè)具有未來視野的精英分子參與,，集中在興辦科學和醫(yī)學教育等未來的教育和研究等工作方面，于是富人成了未來國家的方向引導者的角色遂告確立,。
（二）富人關切文化的推廣角色,，文化乃是全民素質(zhì)提升的重要工作，尤其是先驅(qū)性的實驗教育,，范圍無所不包,，政府對此都力有未逮，它只能由大富人負起責任,。
（三）富人應該關心全球性的大問題,，例如和平人道問題，人類的醫(yī)病問題,，國際的交往問題等,。當世界上的這些問題受到關切，世界才會變得更好。
因此,，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,，博愛人道主義遂快速發(fā)展，形成了美國獨特的富人文化,。大富人如卡耐基捐圖書館幾百個到全國,，如洛克菲勒興辦醫(yī)學研究等都是范例。有錢人靠著這些工作而名留后世,，美國也因此變得不同,。
中國發(fā)展較遲，以前并沒有富人,，近年來富人才告出現(xiàn),，所以富人應該做什么事，乃是中國的新生問題,，美國人的經(jīng)驗，中國的富人可以借鏡,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