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今天的“拐賣”一詞在中國古代法律里出現(xiàn)得很晚,。至少從秦漢至元明的歷史時期內,，中國古代法律一直把使用暴力或詐欺手段剝奪他人自由,、使之處于被奴役狀態(tài)的行為,，稱之為“略人”,，將出賣略得人口的行為叫做“略賣人”,。
一律處死刑的時代
現(xiàn)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有關法律條文,，是湖北張家山漢墓出土的西漢初年《盜律》,，處刑極其嚴厲：只要有了“略人”的行為,，無論是否已經(jīng)出賣,，都要處以“磔刑”（處死并肢解尸體）；知情收買之人“與同罪”,；不知情收買及轉賣的,，“黥為城旦舂”（毀容后男犯從事筑城、女犯從事舂米苦役）,，買者后來知情的,，也要同樣處罰。另一條《捕律》規(guī)定,，能夠告發(fā)“略人”犯罪的,，政府獎賞黃金十兩。
史稱“漢承秦制”,，那么西漢初年的這幾條法律,，很可能直接來自于秦律，是法家提倡的嚴刑峻法政策的體現(xiàn),。顯然,，“略賣人”被認定是極其嚴重侵害社會秩序的重罪。不過,，如果“略人”后自己強娶為妻,，被認為危害程度要低一些，因此規(guī)定于《雜律》,，罪犯“斬左趾以為城旦”（砍去罪犯左腳的前腳掌后從事筑城苦役）,。
由于古代社會長期存在奴隸制度,，人口買賣是一樁公開的生意，存在廣大的“買方市場”,，單靠死刑威懾,，并不能消滅此類犯罪。
最著名的事例是漢初竇皇后（漢文帝皇后）的小弟弟竇廣國（字少君）,，他四五歲時就“為人所略賣”,，家里到處尋找都找不到，先后被轉賣了十幾家主人,。他曾經(jīng)被賣在宜陽,，為主人進山燒作炭，作業(yè)現(xiàn)場發(fā)生了山崩事故,，當時在山坡下有一百多人全都死在了事故中,，只有竇少君一個人得以逃脫。大難之后,，竇少君又被轉賣,，新的主人把他帶到了長安。聽說朝廷新立的竇皇后是觀津人,，他還記得自己老家的縣名就是觀津,，也還記得自己本姓。于是請人寫了文書,，將小時候姐姐采桑時,，自己爬到桑樹上摔下來的經(jīng)歷作為驗證。竇皇后也還記得自己的這個小弟弟,，招他進宮盤問,，上演一雙姐弟抱頭痛哭相認的悲喜劇。
區(qū)分后果的法律規(guī)定
漢代以后的法律仍然一直將“略賣人”列于不得赦免的重罪之列,，但強調按照“略賣”的行為后果分別處罰,，不再采用如秦漢那樣簡單的“一刀切”處死刑的刑事政策，處刑也有所減輕,。
最為典型的是唐代的法典《唐律疏議》,。其中的《盜律》“略人略賣人”條，明確“不和為略”（沒有經(jīng)過雙方合意的就是“略”）,，而且10歲以下,，即使本人表示愿意，也屬于“略”,。除了直接的暴力脅迫外,，“設方略”拘禁人身也屬于“略”。凡是略人作為奴婢的,，處以絞刑,；略人作為“部曲”（身份略高于奴婢的賤民）的,，處以流三千里；略人作為妻妾子孫者,，處以徒刑三年,。另外，唐律又規(guī)定了“和誘”,，就是以欺騙之類的手段獲取對方同意進行的人口買賣，處刑進一步減輕,，“和同相賣為奴婢”,，處流二千里；尚未售的,，再減一等為徒刑三年,。
唐律規(guī)定“奴婢賤人，律同畜產(chǎn)”,，因此如果是“略賣”他人奴婢的,，作為強盜罪處罰；“和誘”他人奴婢出賣的,，“以竊盜論”,，最高處刑流三千里。
如果是家長略賣卑幼為奴婢的,，按照毆打卑幼的罪名處罰,。卑幼親屬指弟、妹,、子女,、孫子女、侄子女,、外孫,、兒媳孫媳、堂兄弟妹,，并謂本條殺不至死者,。最高刑罰為徒三年。如果是“和誘”的,，減一等處罰,。
對于買方，唐律也規(guī)定得很詳細,。如果是明知為“略”或者“和誘”而收買為部曲,、奴婢的，比照賣方減罪一等處罰,。比如賣方處以絞刑的,，知情買方處流三千里,。唐律還很細致地明確規(guī)定，輾轉轉賣的,，買方知情仍然按照初買者一樣處罰,。即便是初買者不知情，以后轉買者知情而不聲張的,，仍然按照知情收買處罰,。但如果明知是祖父母、父母賣子孫而收買的,，卻要比照賣方加重一等處罰,，因為在這種情況下，賣方作為家長,，處罰已經(jīng)得到減輕,，賣方再減輕處罰，就大大降低了法律的威懾力,，所以買方要罪加一等,。
進一步減輕刑罰
唐律的有關規(guī)定很詳盡，在后世被長期沿用,。不過唐律對于案件被害人數(shù)沒有什么特別的規(guī)定,。對這個情節(jié)做出規(guī)定的，是元代的法律,?！对贰ば谭ㄖ尽酚涊d的元代法律，凡是“略賣良人為奴婢”,，處杖一百零七下,、流放邊遠地區(qū)；如果略賣二人以上為奴婢的,，就要處死刑,。略賣人為自己的妻妾子孫的，處杖一百零七下,、徒三年,。如果僅略而未出賣的，可以減一等處罰,。如果是“和誘”的,，還可以再減一等。
另外,，元代法律還恢復鼓勵告發(fā)的措施,，凡是能夠告發(fā)“略賣人”罪行的，每告發(fā)一個罪犯，告發(fā)者“給賞三十貫”,，告發(fā)“和誘”的二十貫,。賞金從罪犯抄家沒收的財產(chǎn)中支出，“略賣人”罪犯沒有財產(chǎn)的,，就從知情買受方征收,。能夠緝捕略賣人罪犯的政府衙役，也可以得到告發(fā)賞金的一半,。
明朝建立后,，統(tǒng)治者在立法原則上強調繼承唐律，并進一步減輕刑罰,?！洞竺髀伞ば搪伞けI賊》規(guī)定：“略人”賣為奴婢的不再是死罪，不分首犯,、從犯，都處杖一百,、流三千里,；略人為妻妾子孫的，處杖一百,、徒三年,。如果采用收養(yǎng)、過房之類名義轉賣良家子女的,，按照略賣人罪處罰,。如果是“和同相誘”賣良人為奴婢者，杖一百,、徒三年,；為妻妾子孫者杖九十、徒二年半,。而且規(guī)定“被誘之人”也要減一等處罰,，但十歲以下“雖和亦同略、誘法”,。
明代以前的法律都將奴婢定義視同“資財,、畜產(chǎn)”，由此來規(guī)定略賣,、和誘他人奴婢的罪名,。但明律沒有這樣的定義，略賣和誘他人奴婢,，比略賣,、和誘良人減罪一等。
盡管《大明律》沒有沿襲元代法律按照被害人數(shù)量來定罪量刑的原則,，但在明代后來的條例里,，恢復了這一規(guī)定——“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”,、略賣良人子女，不分是否巳經(jīng)賣出,，罪犯全部“發(fā)邊充軍”,，如果略賣至三人以上、或者是再犯略賣人罪的,，“用一百斤枷枷號一個月”后發(fā)“極邊”永遠充軍（世世代代在當?shù)貫檐姂簦?，買方則仍然按照明律規(guī)定處罰。有意思的是,，這條條例還規(guī)定,，婦女犯此罪的，處罰其丈夫,。丈夫不知情的才處罰婦女本人,。另一條條例規(guī)定，要是將內地人口略賣到境外,，就要處以絞刑,，罪行發(fā)生地的長官也要處以革職、武官調“煙瘴地面”當差,。
再次走向重刑
滿清入關后,，全盤繼承了明律。但是在陸續(xù)發(fā)布的條例中逐漸加重對略賣人罪的處罰,，并且開始使用“誘拐”,、“拐帶”作為罪名，立法愈加細密而繁瑣,。
順治,、康熙年間，清朝廷先后頒布,，最后在乾隆年間最終定型的條例,，將誘拐婦女兒童作為死罪，無論是以“典賣”名義,，無論是將被害人作為奴婢還是妻妾子孫,，無論被害人本身是奴婢還是良民、無論是否已經(jīng)成交,，首犯都要處“絞監(jiān)候”（監(jiān)禁至由中央最高級官員參與的秋審來最終決定是否執(zhí)行絞刑）,，從犯一律處杖一百、流三千里,。如果是使用“邪術迷拐”兒童的,，首犯絞立決，從犯發(fā)極邊四千里充軍。如果是將誘拐的婦女兒童“開窯”（開設妓院）的,，無論婦女兒童是良民還是奴婢,，首犯處斬立決，從犯發(fā)黑龍江給披甲人（邊防軍人）為奴,。
奇怪的是,，清代條例一方面加重對于“略賣人”罪的處罰，另外又網(wǎng)開一面地允許在貴州進行公開合法的人口買賣,。例如,，雍正三年首次頒布，乾隆年間定型的條例規(guī)定：外省民人可以在貴州收買“窮民子女”,，只要經(jīng)過當?shù)亍肮倜健钡闹薪?，地方官府在契約上蓋印證明，一次購買不超過四五人的,，就可以帶往外省,，以后允許的范圍擴大至云南。
這樣的政策引發(fā)了更多的犯罪,，朝廷也就接連立法,。比如規(guī)定，如果當?shù)赜姓T拐本地兒童暗中售賣給外地民人的,，就要按照誘拐條例處刑。專門結伙“指引捆拐,、藏匿遞賣”的,，就按照“開窯例”處刑，首犯斬立決,，從犯充軍,，知情窩藏者一律近邊充軍。如果是通過殺傷劫奪苗族婦女子女進行販賣的,，無論是否出境,、已賣未賣，按照強盜得贓律,，不分首從全部梟首示眾（斬首后將首級懸掛于高處）,。
除了地方性的立法外，清代條例還逐漸加重對于地方官府的處罰,。地方官府對于收留迷失子女情況不報告,、未能及時抓捕誘拐人犯的，當外地抓捕到人犯后,，原案發(fā)地的官府捕快按照未能及時破獲強盜案件處罰,。知情不捕捉誘拐人犯的，捕快按照罪犯處刑減一等處罰。各地方保甲也被賦予職責,，見到“外來之人帶有幼童幼女行走,、住宿，形跡可疑者”都有權盤問,，發(fā)現(xiàn)嫌疑的要立刻報官,。乾隆年間又規(guī)定，發(fā)現(xiàn)將內地人口販賣至海外的,，不分首從杖一百,、流三千里，當?shù)匚奈涔賳T“稽查不力”也要“交部分別議處”,，有受贓的,，要按受財枉法贓治罪。至同治光緒年間,，再次加重“拐賣威逼”人口出洋罪行的處刑,，只要“誘拐”已成，首犯處斬立決,，從犯絞立決,。
內在的矛盾
從秦漢法律重刑嚴禁、到唐宋元明法律分情節(jié)判刑,，再到清朝的重新希望以死刑嚴禁,，中國古代處罰拐帶罪走過了一個典型的“馬鞍形”。而在清朝法律中最為典型地暴露出這個馬鞍形過程的內在矛盾——在合法存在的人口買賣背景下,，要禁絕“略人”,、“拐帶”，使用任何一種刑罰力量都是無法做到的,。
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上海發(fā)生的“黎黃氏案”,，就暴露了這個問題。當年,，有個在四川任府經(jīng)歷（正八品）的官員黎廷鈺去世后,，其妻子黎黃氏帶了幼子黎炳鐸扶柩回廣東老家。因為黎廷鈺出身于四川經(jīng)商的富商家庭,，頗有財富,，黎黃氏一行帶了15名婢女，細軟行李百余件,。乘長江班輪途經(jīng)上海時,，在租界碼頭遭巡捕房巡捕拘捕，被認為是“拐匪”,，押至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審訊,。
會審公堂中方主審官關絅之很快審明黎黃氏并非拐匪,，于是擬判暫押公堂的女班房候釋。但是,，參加陪審的英國副領事德為門卻認定是“拐匪”案件,，硬要將黎黃氏等押入西牢，并與關絅之爭吵,，指揮西人巡捕撕破中方官員朝服,，毆傷公堂差役，將黎黃氏等強押西牢,。關絅之向上海道臺呈報詳情后,，宣布“罷審”。此事引發(fā)群眾抗議,，商民團體發(fā)出告同胞書,，并通電外務部和商部，發(fā)起罷工,、罷市,，游行示威，遭巡捕房鎮(zhèn)壓,，釀成血案,。最后中外雙方通過談判達成了協(xié)議，黎黃氏被釋放,。
總之,，歷史經(jīng)驗說明：第一,，單靠死刑無法禁絕人口拐帶。第二,，買方市場的存在,，是嚴刑無法奏效的最重要因素。盡管采用了買受方同罪的處罰,，但是利益驅動力仍然足以逾越刑罰的威懾,。因此從買方市場入手,，通過社會政策來解決買方市場問題才有刑罰的威懾力。第三,，區(qū)分情節(jié)使用刑罰力量的同時,，更重要的是需要嚴格執(zhí)法，絕不網(wǎng)開一面,。
